专栏+盘点

佐剂属于非特异性免疫原性增强剂, 其本身不能引起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但可以模拟病原体制造的危险信号，刺激免疫系统，参与刺激淋巴细胞增殖与分化，引起机体炎症反应，另外还可以保护抗原肽不被蛋白酶降解，并缓慢释放到细胞外。佐剂包括福氏完全佐剂(CFA)、福氏不完全佐剂(IFA)、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IL-2、热休克蛋白(HSP)等。目前免疫佐剂的使用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但其选择可能和抗原肽种类、注射方法、肿瘤类型等有关。有研究表明，单独以GM-CSF为佐剂的患者会出现特异性T细胞反应，单独以KLH为佐剂的患者中未出现类似反应，而GM-CSF和KLH联合作为佐剂则可增强多肽的免疫原性。说明不同的佐剂对多肽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联合使用佐剂可以增强多肽的免疫原性 [2]。

图4.抗肿瘤疫苗与佐剂协同作用 [7]

DC是目前发现的体内功能最强的T细胞刺激物，其最大的特点是能显著刺激初始型T-淋巴细胞增殖，是机体免疫反应的始动者。DC能高水平的表达与抗原递呈有关的HLA-Ⅰ类和HLA-Ⅱ类分子，摄取肿瘤相关抗原后递呈给T细胞，激活相应的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 DC还可以借助表达的粘附分子与T细胞膜表面的相应配体CD28和CTL A-4的相互作用而活化Th细胞，使Th细胞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进一步调节活化的Th细胞，以增强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发挥主动免疫的抗肿瘤作用，在抗肿瘤免疫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故把成熟的DC和多肽联合制成疫苗免疫机体也是提高多肽疫苗免疫原性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2]。

单体肽抗原表位成分简单，引发的免疫反应针对性强，但其表位肽的分子量小，在体内易降解，从而不能激发满意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因而有免疫原性低的缺陷。在一项多抗原肽(multiple antigen peptides，MAPs)的设计方案中，采用分子量小且免疫原性弱的赖氨酸为核心基质，将若干条(一般为4条或8条)抗原表位相同的单体肽耦联在一起，形成树枝状结构。这种设计模式在加强了抗原优势表位的肽链结构特异性的同时还增大了抗原的分子质量，不但很好的模拟了天然表位构象，而且无需再耦联载体蛋白便能诱生高滴度、高亲和力的抗体，改善了其抗原抗体反应的活性，从而加强了抗原性, 在疫苗开发和肿瘤免疫治疗上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2]。

黑色素瘤通常会随着其进展而失去一种或所有黑色素细胞分化抗原的表达，并且癌症-睾丸抗原仅在一部分患者中表达。因此，没有一种抗原能满足所有黑色素瘤的需要。同样，抗原异质性和抗原损失表型是常见的。因此，即使黑色素瘤表达特定抗原，该肿瘤中的某些细胞也可能不表达它。因此，黑色素瘤的免疫控制可能需要针对多种抗原的广泛免疫反应。据推测，针对单一抗原的有效免疫反应可诱导抗原决定簇扩散，即诱导针对其他抗原的免疫反应。但是，疫苗也有可能直接靶向多种抗原 [3]。

在开发多肽疫苗中，存在一些担忧，即如果共同施用结合同一HLA分子的多个肽，则较低亲和力的肽与HLA的结合可能会被较高亲和力的肽竞争性地抑制。然而研究发现，当以等摩尔浓度施用时，结合相同的I类HLA等位基因的两个至三个肽的添加不会抑制免疫原性，在癌症疫苗中使用多个肽抗原是可行的 [3]。

当前研究的单表位肽疫苗多是经过预测筛选的HLA表型限制性疫苗，只适用于特定HLA表型的患者，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全长抗原蛋白制成的疫苗或多表位叠加的疫苗存在多个已知或未知的受不同HLA限制的抗原表位，他们负载DC后能以多抗原表位的形式递呈到DC表面，从而可以产生多个克隆的CTL细胞，针对不同HLA Ⅰ类和Ⅱ类表型均能引起有效的T细胞反应，其杀伤效果明显高于单抗原表位疫苗。在一项比较了多表位肽疫苗与单一表位肽疫苗应用于黑色素瘤患者时的免疫原性的研究中，多表位肽疫苗由12肽的黑色素细胞分化蛋白和肿瘤-睾丸抗原混合而成，而单一表位肽疫苗仅含4肽的黑色素细胞分化蛋白，结果显示12肽的多表位肽疫苗在所有患者均产生了免疫性，并较对照组诱导出了更为广泛且更强烈的免疫反应。

短肽可能直接与非专业抗原呈递细胞（APC）的细胞上的HLA分子结合，从而潜在地诱导耐受性或无反应性，而长肽可能比最小的肽更有效的免疫原。额外的长度有助于形成三级结构，从而可以防止肽链外切酶介导的降解，而且它们太长而无法直接存在于HLA中。因此它们必须由专业的APC内部化并进行处理以进行演示（例如CD11c + DC）。与短肽不同，长肽诱导记忆性CD8 + T细胞反应，在小鼠中重复接种可大大增强其记忆力，与短肽疫苗相比，可显着改善肿瘤控制 [3]。

CD4+ Th细胞在激发和维持抗肿瘤免疫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单一表位多肽因主要组织相溶性复合物多态性原因，使其免疫应答因缺乏适当的辅助T淋巴细胞而无法引导出充分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和抗体反应。故在多肽疫苗中增添Th表位成为提高疫苗免疫原性、增强T细胞反应的又一个有效的途径。在一项以PPRV来源的MAP1-MAP6等6条多分支肽为抗原的研究中, 分别单独及联合通用Th表位免疫新西兰兔, 以研究Th表位对多肽免疫原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联用Th表位免疫组抗体效价比单独免疫组明显增高。

一些多肽疫苗穿透力不强，不易进入APC细胞，难以形成抗原肽-HLAⅠ类分子复合物，最终表现为弱免疫原性，因而不能有效的激发特异性免疫反应。如何使免疫原有效的进入APC细胞的HLA-Ⅰ类系统，是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穿膜肽(CPPs) 作为一种全新的载体，不需要能量，可以挂载的分子类型多且分子质量大，如DNA、多胺类, 甚至比自身分子量大很多倍的寡聚核苷酸进入细胞。借助CPPs的作用增强多肽疫苗的免疫原性及穿膜能力, 在肿瘤疫苗开发及药物体内转运等方面具有诱人的前景, 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从免疫检测点阻滞剂和肿瘤淋巴细胞浸润疗法的疗效来看，两个因素决定了新抗原和无突变的自体抗原的不同性。其一，T细胞对这两种抗原的反应频率不同，其二，细胞对这两种抗原的反应强度不同。黑色素瘤或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通常可以看到新抗原激活T细胞的强烈反应。假如T细胞识别新抗原是免疫治疗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可以预测突变数值高的癌症存在强有力的T细胞反应，因而将会对免疫治疗特别敏感。这一推测已经在一些高突变的肿瘤中证实，主要表现在肿瘤损伤组织中CD4+、CD8+T细胞或自然杀伤K 细胞的增多。现在己经知道肿瘤特异性抗原的形成仅仅是免疫系统攻杀癌细胞成功步骤中的一个环节，肿瘤逃逸的多样性机制决定了免疫治疗的成败。正因为如此，癌症与免疫交互作用中的多个环节，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当前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设计新方法以鉴定新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表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肽-HLA复合物或使用HLA呈递细胞和T细胞在体外评估许多肽表位。该策略可以扩展到个性化的治疗方法中，从而对每个患者的肿瘤或TIL进行测序，然后生成患者特异性的肽疫苗或肽刺激的过继细胞疗法。该策略可能比一般方法（例如检查点抑制剂）提供更高的功效，因为它能激活内源性抗肿瘤反应 。

（已完结）